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只能在行政相对人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再提供救济。
启发法属于经验法则，其特点是根据必要非充分条件进行猜测和试错。再者，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得出的推断结果，实际上是一种预测（prediction）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
不过，目前，机器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五、结语：法律智能系统的未来 目前，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已广泛采用混合智能技术路径。3.大数据分析的逻辑基础：复杂问题的初步分析 按照学界通行的定义，大数据（Big Data）泛指海量的数据集。合理的案例表示可以使问题求解容易且高效。因此，法律推理可以归结为著名数学家波利亚（GeorgePolya）所说的合情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它与适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受形式逻辑支配的严密的论证推理相对应，并相互补充。
这种过程性知识并不见诸任何成文法规范，在实践中却常常为法官所用（当然，大多数法官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其运用的是模糊推理和模糊逻辑）。在现阶段，法律智能系统能做的还只是论证检索或称新型概念信息检索，即为论证提供相关信息。[15]刘权：《党政机关合署办公的反思与完善》，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因此，考评应当突出效能目标，重点考察各个党政机关运行的成本及其取得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考评指标具有指挥棒的作用。进而在如何发起、遵循何种程序等方面提供清晰指引，明确具体合作事项的启动规则。[37]不乏有学者建议制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法》。
二是在合作机制建立之后，如何发起一项具体的合作任务，此类规则有待细化。1.地方党政负责人的角色。
[4]一份有关跨行政区联合应急预案的访谈中讲到：有机制、有联系、人头熟是办成事儿的重要因素。在现有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中，独立机构尚未广泛出现，主要原因有：一是地方党政机构数量上限的控制。可见，在管辖权按照地域配置的一般原理下，即便上下级政府之间具有领导关系，要改变法定的处罚权配置规则，同样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方式。为此，一方面，相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开展自我评价，并将自评结果与他评结果相对照。
上级机关的考评应当综合采用年度考核、日常监督检查等多种方式。从组织社会学上说，建立固定机构表明了合作各方的强烈意愿和决心，优势在于通过其日常化活动增强相互信任，并尽量赢得合作各方主要负责人的注意力，而机构内部亦能优化交往方式，及时暴露和处理内部的利益冲突。五是合作各方互评指标，即由合作各方就他方工作作出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包括他方参与合作的主动性、积极性、有效性情况，他方合作机构和人员的工作绩效情况，本方启动合作后的他方配合、参与情况等。三是允许地方变通适用有关立法和政策。
在设计机构与人员规则时，要以功能性的组织形式为方向，避免机构空转、人浮于事、形式主义等弊端。[21]对于地方政府间缔结行政协议的行为，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对地方缔约权缺乏明确的授权，我国区域法律治理也没有直接的宪法和法律依据。
一直以来，法学界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讨论基本都是从外部视角开展的，即着眼行政行为的外部法律效果，讨论行政主体与社会主体的法律关系。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类型多样，数量庞大，不乏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相关事项。
妥善处理严控机构编制与满足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机构规则 1.设立固定机构的必要性。联合机构会对既有的行政区划式管辖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前述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合作办公室，以及上海和浙江共同设立的洋山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政府共同设立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都是此种类型。理想状态是，参与各方自行设立专门机构，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合作共识的程度和实际需要设立联合机构。关中平原城市群区域合作办公室之所以设在西安，并以西安市发改委为依托机关，其关键原因就在于西安属于副省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并且被《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确认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和中心。
在区域合作机制中，是否有必要建立固定机构？当前实践中的合作组织可以分为松散型与固定型两种。就此，可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指导性意见，就区域合作中的各方地位、权利义务关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等问题作出适当说明，从而明确有关部门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职责，明确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责任和义务。
[20]邓小平：《军队整顿的任务》，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例如，对于地方开展的协同立法活动，有学者认为：它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体制以及现行的立法体制，都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
例如，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4条，可以将县级政府部门的处罚权交由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行使，但其形式要求是由省一级作出决定。从机关运行的角度来说，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实际上是根据区域合作任务的需要而对党政机关资源的分配。
松散型的代表是联席会议、论坛、会商、对话会等。就国务院来说，制发区域发展规划纲要，可以归属于其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面的职权。基于此，我们需要回应，如何通过行政[2]体系的内部规则来消弭各种潜在矛盾，解决合作中的信任、效率、平等、互利问题，形成激励相容的共同意志。进而，区域合作机构不能仅是临时性或者附属性的，而应当体现组织法上的确定性，可以将其明确规定在行政法规和党内法规中，[12]并为其制定三定方案。
以内部文件授权的，是否应当公开？实践中，党政机关公文大多是不公开的，且很多带有密级，公开发布的文件不过是浩瀚文海的一小部分。协同立法的核心在于合作，协同工作机制的实质就是合作机制。
只有在区域合作事项具有长期性、常态化以及多元性的前提下，设立固定机构才是合理的。[10]习近平：《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决定稿和方案稿的说明》，载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以下。
由此，如果设立固定性的区域合作机构，就必须避免与现有机构叠床架屋，必须具有专门的业务领域，且现有机构基本无法胜任行政任务的需要。涉及管辖权移转的，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三是日常工作指标，特别是地方落实协调发展政策的实际情况、政务服务事项区域内合作办理情况、行政执法标准的协调统一情况、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情况等关键制度实施情况。如果区域协调发展涉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调整适用，应当由有权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授权，或者及时修改相关条款。无论地理相连与否，采行哪些方式，区域协调发展都要求参与其中的各地方和部门建立合作关系和运行合作机制。二是提供区域协调发展的优惠政策。
因此，发展规划纲要不宜认定为立法，但它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属于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够成为地方获得相关合作权力的政策依据。松散型合作组织具有机动性强的优势，但也有协调度不足的问题。
[10]在国家法学理上，这是功能适当原则的典型体现，追求的是此种机构能够合法且有准备地做出有效率的决定。[36]当然，基于党政体系的内部交往规则，此种违约情形未必实际出现，但是在合作机制中明确该种责任规则，有助于合作各方提升对协调发展行为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亦有助于上级机关建立基于规则的领导、监督和协调模式。
在科层制的等级结构下，区域合作机制的首要问题在于机构与人员。[15]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工作对象和范围，区域合作机构合署办公的恰当对象是地方政府的发改部门或其内设机构。
